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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如“平江惨案”“确山竹沟事件”等，使反共破坏活动不断升级。成都“抢米事件”就是这次反共高潮中一次阴谋事件。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的历史真相。

川西平原是四川的粮仓，1938年至1939年，四川农业获得丰收。据1939年的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不下数十万石”“成都市区现有仓库存米不下十余万石”。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和商人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一时间，成都地区出现了人为的“米荒”。

1940年3月14日晚8时左右，二三百名不明身份的暴徒们持手枪、木棒，捣坏成都老南门外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的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并蛊惑普通老百姓抢米。奇怪的是，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却并没有加以阻止。而后大批军警人员到场，对现场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了上百人。当时，进步报纸《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出于记者的敏感度，前往现场察看，遂在现场被捕。

▲因“抢米事件”被捕的罗世文

事后，国民党政府成都行辕公开指控“抢米事件”是共产党趁米荒发动的武装暴动。紧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镇压。并捏造朱亚凡为“抢米事件”现场指挥者的假口供，伪造了一份成都共产党发动“抢米事件”的假证。3月20日，朱亚凡被枪杀。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因没有及时转移而惨遭被捕。其中包括，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等。特务们同时还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

“抢米事件”发生后，中共南方局极为重视。3月17日，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深刻地揭示出成都“抢米事件”的性质：“明显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同时指出“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应广泛地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中共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行动”“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4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并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要求国民党当局必须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事件，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这起“抢米事件”，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真相，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团结鼓舞了进步力量，争取教育了中间势力，孤立打击了顽固派，进一步密切了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