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硅谷精英，人们往往想到的是Stanford University，可是，你也许并不知道，其实硅谷白领的最大一族，来自于美国加州一所名为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普通州立大学；国内江苏，同样有着这样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在名校林立的南京，竟吸引到了包括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高达10多亿的实验室建设投资，它就是南京工程学院。两所不太知名的普通高校，何以突破诸多名校的“层层围困”，脱颖而出，成就一番甚至超越名校的“丰功伟绩”？
就此困惑，周激流校长的解读是，看似费解，实则简单，“因为这些大学紧密追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密切结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以高校、政府、社会、企业密切互动为支撑，‘四位一体’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他说，藉此，这些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树立了毕业生“好用”的口碑，建立了“出口”顺畅的就业机制，并与政府、企业、社会间构建起了良性互动的可靠关系。
谈及国内外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探索，上述两所高校之外，周校长还重点介绍了爱尔兰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和原上海机械学院的成功经验。爱尔兰作为一个仅有3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却是世界最大的软件出口国，以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软件人才培养为例，就采取了两年理论学习和两年企业实训相结合的“2+2”人才培养模式。他说：“正是这样高强度实训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造就了爱尔兰软件出口大国的强势地位。”原上海机械学院，在人才培养上与地方产业发展密切结合，进而获得政府重点支持，实现了快速发展。对于这些普通高校取得的骄人业绩，周校长认为，人才培养模式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十分关键，是其成功办学的重要基础。他说：“这些大学的成功，给我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很大启示，那就是，只要我们能准确把握环境，充分调动资源，凸显人才培养特色，成大一样也能迎来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对学校当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周校长强调，人才培养毫无疑问应该是高校的中心工作。“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模式，又是直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此，他进一步阐释，“人才培养模式是龙头，只有建立起与我们成大发展定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计、教材体系建设，以及对应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训体系构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他说，如果人才培养模式走偏了路，即使投入再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培养的学生社会却不需要，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结合我校城市型综合大学的总体定位，周校长还强调指出，“建立密切结合成都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实践学校办学定位，彰显城市大学特色的必然要求。”
“既然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周校长说，他常常这样问自己。他说：“我们成大很年轻，没有深厚历史积淀，但也就少了改革的包袱，这是我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对比其他高校，周校长一语破的：“我们成大培养出的学生就是要跟省内其它兄弟院校培养出的学生不一样。如果不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创新，那就没有了区别，我们就只能总跟在别的学校后边追。”坚持“顶天立地”发展道路，密接结合成都产业发展，彰显城市大学人才特色，周校长坚定地表示，这就是学校当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除去持续扩招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之外，毕业生实践动手能力差，上手慢，在部分岗位上甚至不如中专生适应能力强，也广受用人单位诟病，成为形成当前就业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的毕业生招聘现场，常常会看见这样一幕“矛盾”的场景：一边是全社会有着大量用人需求的文秘、会计、广电等职位因招不到需要的人而空缺，一边却是写不出成形调研报告、不会进行最简单账务处理、仅仅见过几次非编机界面的“富裕”求职毕业生，或是能上语文课，却对应用文写作鲜有了解，能做出纳，却对基本会计实务了解甚少的“专家型”待业毕业生。人才市场上如此供需脱节的尴尬局面，到底因何而成？其破解之道又在哪里呢？
结合这些问题，周激流校长重点谈了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理念对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影响和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对当前我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探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的重要意义。
“目前，社会的发展，大量需要既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又掌握较强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可目前我们的教学，仍然呈现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培养的学生自然很难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不好就业也就不难理解。”对于这种办学理念上普遍存在的偏差，周校长认为必须要彻底清除，否则，任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都只会是治标不治本，难以长期维系。就重理论轻实践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他认为，是当前教育机制下的一种普遍性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然而多数高校仍然沿用的是精英化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队伍和实训教学等都没能随高等教育新趋势而转变。”在大学“精英化”阶段，实行的“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着眼培养各类专家，过分强调厚实的理论基础，过分强化专业细分，建立的是一套窄、专、深的专业课程体系；今天，大学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传统“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知识面窄，综合素质偏低，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不足等弊端日渐显现，必须建立一种宽专业口径、重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周校长说，在这一困境中，作为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力量的最广大普通本科院校，既不具备重点大学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条件，也没有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的长期培养技术型员工的实践优势，尤其需要在大学教育“大众化”转型中，及时变革人才培养理念，调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应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
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了，是否人才市场供需脱节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呢？周校长的答案是否定的，“还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打造一支‘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强化实训教学，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才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以学校目前正积极推动的“平台”建设为例，周校长勾画出了依托“双师型”师资，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新路径。首先，学校将整合相关领域政府管理者、企业经营者等，组建平台建设、人才培养指导委员会，旨在通过分析产业链结构，科学确立平台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整体定位点。他举例说：“比如汽车产业，通过细致调研和专家论证，明确我们的学生在汽车产业的链条上，能担任的角色应该是汽车模具设计人员、汽车制造技术人员和汽车维护高级技术人员，培养学生就要向着这方面对口。”随后，将成立由理事单位的重点企业老总和学校教师共同参与的教育指导委员会，解决课程体系如何设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请进来，赶出去”的措施，引进合作企业技术人员，经认证，成为平台下的专业教师，将最新业界实践技能传授给学生；同时，平台下的专业教师，经对方企业考核合格，也可以进入合作企业，到实际岗位上兼职，以此积累专业实践经验。
“此外，增强实训时间和强度，也是解决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供需脱节问题的必要途径。”周校长说，平台建设将试行“3+X”的培养机制，即学生最后一年进合作企业在岗实训，以最大限度了解、掌握专业实践技能需求，贴近企业实际人才需求，力避坐而论道；同时，也将大力加强校内实训力度。
同样在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会现场，除去上述“矛盾”外，以下场景往往也会同时上演：一边是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传统“畅销”专业毕业生大量富余，同一岗位的求职竞争者比例高出平均水平甚至好几倍；一边却是高级口译、软件外包、动画角色创意、会展、拍卖等新兴产业急需大量专业人才，缺口巨大，却无法觅得所需“千里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因远超社会需求，且高度同质化，曾经的“畅销”产品沦为了“滞销”产品。与此同时，当前社会需要的人才，却难以如愿获得。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这种严重错位，对高校科学构建与政府、企业、社会有效互动的“四位一体”机制，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针对这一问题，周激流校长认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必须根据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建立在高校与社会、政府、企业 “四位一体”的高效互动机制之上。他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决不能闭门造车，自成一套，而应该基于自身优势和生存、竞争环境，认真调研、科学设计、系统规划，严格按照社会需求，打造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品牌。
结合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具体情况，周校长指出，目前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在学校的层面，科学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他说，只有做好了学校层面的整体规划，明确了全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整体思路，各教学单位才可能以此为指导，具体设计适合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路径。
就我校现状，周校长认为根据与成都主导产业发展的联系紧密程度，学校在做“顶层设计”时，应该分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两大类区别对待。其中，显性结构，主要指软件信息、动画设计、汽车设计制造等与成都当前大力推进软件产业、动画游戏产业和汽车产业等主导产业发展密切契合的学科专业。他说，对这些显性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在规划设计时显然必须紧紧追踪成都相关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做到有的放矢。他举例说，比如成都的汽车产业重心就在我校所处的龙泉驿区，每年产值约千亿，占成都GDP近四分之一；信息技术产业，去年产值也高达1500亿。就此，周校长反问道：“那么俄罗斯会员专享，在其中供应了多少合格人才，提供了多少IDEA，贡献了多少智力？放在家门口的这样好机遇，我们岂能无动于衷？作为一所地方性大学，我们必须认真思索。这正是学校存在的意义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目标。”对于经济、法律、文新、学前等与成都主导产业发展相关度不高的学科专业，周校长将其称为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顶层设计”中的“隐性结构”类学科专业。他说，对于这些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还需要学校和相关学院一道认认真真做好调研、规划，一心一意谋划改革创新。他强调，目前学校在全校范围大力宣传、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是期望引起全校各学院和全体教师的积极思索，群策群力，共同探寻解决这些传统、非显性结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难题的理想路径。
要科学设计人才培养模式，解决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严重错位，周激流校长的看法是，必须构建“四位一体”的高效互动机制，协调解决好校院两级充分互动、产学研充分互动和学校政府充分互动“三个互动”。他说，在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的路径中，作为一所地方性大学，我们还应充分重视政府因素，并准确把握政府关于社会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联系最近访问的云南玉溪师范学院的有关情况，周校长进一步具体阐释说：“你是一所地方高校，你就得仔细研究你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同样作为一所地方性大学，玉溪师范学院在与全国诸多民族学院、民族大学的同台竞争中，牢牢把握省市地方政府积极做大、做强纳西文化品牌之契机，集中优势资源，深入开发纳西文化，进而在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上，步入全国前列。有了政府积极推动的大环境，有了深厚的学科研究实力，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自然也就有了坚实的依托和顺畅的出口途径。
在近期召开的“平台”建设工作研讨会上，学校提出以大力加强“文化创意”、“汽车产业”、“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四大“平台”建设为契机，切实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然而，“平台”建设的这一粒棋子，何以能撬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创新大局？学校对依托“平台”建设，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深入，又寄予了怎样的期望呢？
“我们传统的学科设置专业过窄，与地方经济建设结合不够紧密，培养的学生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够强，所以我们提出要根据地方产业发展，整合多学科，打造大平台，拓宽专业口径，在深化应用科研的同时，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于记者关于“平台”建设初衷的提问，周激流校长开宗明义地点明了学校当前大力推进“平台”建设的深层意蕴。
他说，为什么要进行平台建设？因为改革需要进行试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这就需要一个平台来验证设想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平台”建设的核心，就是将人才培养与成都产业结构相结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彰显城市大学特色。他说：“我们期望调动、整合学校、企业、政府、社会的一切优势资源，把‘平台’做大做强，以吸引政府、企业、社会对于学校的关注与投资，进而形成良性互动。”以确定的四大“平台”为例，周校长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文化创意平台，拟建一个800万的实验室，而学校仅投资100万，吸引社会、企业投资将达700万；电子信息平台，学校计划只需500万实验室建设资金，却能吸引社会、企业投资1000万和政府投入500万。他说，由此学校的实验教学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学生实训质量无疑将获得很大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就自然会得到显著提升。
谈及学校对教学支撑条件的改善，周校长说，今年学校将投入两千万，“这两千万的筹措资金，是要实实在在地投到硬件设施建设上去的。学校决心，要下功夫来改善教学条件。”他表示，软件方面，师资队伍建设仍然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学校将继续大量输送老师到海外培训，计划“十二五”期间，努力将现在每年选送30名教师，提高到每年50名。周校长说：“这在部属重点高校中，也是很大的力度。但是，只要学校经费可以支持，我们还要争取进一步把数量扩大，把时间延长。”
对于四大“平台”引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现状，周校长说，各学院都已纷纷行动起来，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明确方向，细化方案。“尤其是美术学院的动漫专业，是第一个把企业拉进学校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达100%，建立了一个产学研相结合的典型人才培养模式。”他表示，美术学院的这一突破之所以能够称其为模式，因为该专业的学生只要愿意，都可以自由选择参与企业实训，真正实现了大规模。他说：“如果只有少数人可以参与，那还不能叫模式，只能算是一种探索。”此外，周校长还提到了外国语学院的3+X模式，其与灯塔公司、成都翻译家协会的合作，首开我校把行业拉进学校的先河。他说：“还需继续努力的就是，公司每年能吸收的同学，尚不能满足翻译专业每年100多名毕业生自由选择加入的愿望，还需要扩大规模，形成模式。”周校长对此有点“耿耿于怀”。
对各学院的努力，周校长代表学校承诺，“任何学院，只要愿意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从资金到政策，一定都会予以全力支持。”他表示，多数现有的模式都还欠成熟，需要继续探索，希望全体成大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思索，努力探寻有成大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学校目前正全力推动的这项工作，周激流校长最后以一句简单、朴实，却意味隽永的“教书育人，既要教书，也要育人。学生对母校的回报高不高，关键在于学校给学生的多不多”为之做出了又一个新的注解。 （本报记者 唐伟 侯娟）
（编辑 唐伟 责编 李洪）
